写下这题目，我脑子中闪现出来的问题是逆向却：“是‘小说’出了问题？‘好’出了问题？还是‘好’和‘小说’都出了问题？”这个问题看来虽浅显，却溢出了大学本科的“文学概论”，也使理论家觉得一言难尽，甚或万言难尽。所以组织讨论，正说明了这个困境。
我以为“好”和“小说”确实都出了问题。问题之一是时代，问题之二是标准，问题之三是读者。或许还有四五六，但本文限于篇幅，只能讨论三点。
差不多百年以前，正当中华民族连存亡绝续都成为问题的时候，康有为提出了“泰西尤隆小说学哉！……《六经》不能教，当以小说教之；正史不能入，当以小说入之；语录不能喻，当以小说喻之；律例不解治，当以小说治之。”（1897年《日本书目志》）梁启超更以他奔放的热情，洋洋洒洒排比，倡言：“欲新一国之民，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。故欲新道德，必先新小说；欲新宗教，必新小说；欲新政治，必新小说；欲新风俗，必新小说；欲新学艺，必新小说；乃至欲新人心，必新小说；欲新人格，必新小说。”（1902年《新小说》第一号）推崇小说为“文学之最上乘”，提倡“小说界革命”，而摒弃传统小说，以为“述英雄则规画《水浒》，道男女则步武《红楼》，综其大较，不出诲淫诲盗两端。”（《译印政治小说序》）鉴于康、梁为海内外文坛之领袖，因此促使士夫文人革除以小说为“贩夫走卒之谈”，一变而登大雅之堂，“十年前世界为八股世界，近则忽变为小说世界。盖昔之肆力于八股者，今则勾心角智，无不以小说家自命。”有统计说，在上一世纪之交那短短的几年间，曾经产生了两千多部包括翻译作品在内的小说，可谓小说的“极盛时代”。这不但奠定了小说和小说家的地位，而且极度强化了小说的社会责任，树立了以西化为指向的创作皈依。这种倾向影响所及，为同样处在“救亡图强”的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、左翼文艺和新中国文艺事业所尊崇发展，建立起自己的评价、批评体系和创作、读者队伍，顺利地成为小说的主流。在这个价值体系中，“好”和“小说”都不成为问题。
但是———首先是时代有了变化，接踵而至的就是读者趣味和评定标准也发生了变化，这也是配套系列。原来毫无疑义的“小说”和“好”忽然间可疑起来。“时代”的变化不只是告别“革命”，走向“改革”，价值多元，而且休闲、娱乐和教育的方式也因技术发展而丰富多彩起来。小说头上的文艺“王冠”已无昔日辉煌，小说的其他特性也得以渐次展示。也是世纪初提及的“应当超越具体功利”的文学见解，复又高涨起来。这就是从王国维所述的文学的“无用之用”，到鲁迅“启人生之机”，（《摩罗诗力说》）“外之既无后于世界之思潮，内之而仍弗失固有之血脉，取今复古，别立新宗。”（《文化偏至论》）对老舍文学评价的不断提升即其端倪。小说作为文学样式，不仅宣示人生理想，而且展示生活状态；不仅传述现实追求，而且驰骋想象幻想；不仅具备教育功能，而且在审美愉悦上满足多方面需求，就像钱锺书所云：“‘百花齐放’可能意味着两种情况”，一种是一百朵花都是一个颜色，只有深浅不同，像杜甫说的“可爱深红映浅红”；而另一种是一百种花，“姹紫嫣红开遍”。（《在爱知大学的讲演》）应该说，我们的作家在满足小说的品种、式样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。比如美国经典影片评选中半数是“科幻”类型，而我们的作家还停留在“小说界革命”的阶段，过分注重自我表现和传述社会，无论从知识结构和审美情趣上，都不能满足读者的未来需要，包括创作出科技含量很高的探险、侦探小说和极富想象力的儿童读物。此外，小说形式是流动的，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。尤其是技术手段对于观赏形式、趣味带来的变革，是任何小说家都不能掉以轻心的。
以市场而论，流行的就是好的，虽然未必是“最好的”。在当前中国小说“市场低迷”的情势下，争取读者，推销自我，仍然是中国小说家一项艰巨的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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